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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交部发言人卸任后去哪里？观察2000年以来的历届外交部发言人，除了现任的陆慷、华春莹、耿爽外，其余10人中，多数在卸任后被外派，再赴外交一线。陆慷之前，上一个卸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是洪磊，他曾于2010年到2016年任外交部发言人。2016年，他赴美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2018年9月，洪磊回到外交部任职，先后任礼宾司副司长、司长。

尽管海特生物在布局体外诊断试剂及大健康领域，但在史立臣看来，这两个领域虽然是近几年热炒的概念领域，实际上很多企业只是将其作为培育单元，而且很多企业耗费多年时间后的培育结果却不太乐观。“就我所知，北京好几家体外诊断的企业活得都很难，竞争对手很多。”史立臣认为，海特生物还是应该回到主营的药品产业上，思考如何优化产品结构，降低经营风险。

第四个变化是试错机制。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样一种路径下实施的，我们把宏观政策当做一种政策变量。什么是政策变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调整。现在谈论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是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着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实施机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现在是政策安排+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特别是最近面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单纯的调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失效状态，起码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动体制机制，那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没时间展开这些方面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此。房地产的问题，消费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类似所有问题拿出来，你不动体制是解决不了的。

　　腾讯最近面临的问题，一是，金融领域的备付金新政，影响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的增长和利润。财报数据显示，腾讯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今年上半年下滑较快，季报中特意解释去除备付金利息同比增长57%。　　二是字节跳动和快手在信息流与短视频的相继崛起，新兴内容消费方式压缩原有方式时间，并导致广告库存极大地增加，进而影响相关业务的付费和广告收入；2018年Q2开始游戏监管政策变严影响吃鸡游戏类游戏变现和新游供应，直到该年底才恢复，吃鸡类游戏到今年5月份才开始找到方式变现；2018年Q2开始宏观下行，2019年初传递到广告主导致其削减预算进而影响广告收入。财报数据上来看，腾讯网络游戏收入2018年Q2开始则很不理想，但今年Q1止跌，Q2重新高个位数增长；短视频对用户时间的占据吃掉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外所有分部一部分增量；今年初广告市场变化后社交网络、内容和工具分部增速再度大为下滑。

杨登科称，2005年9月份，他和冒名顶替他上学的“杨登科”（原甘肃省华池县紫坊乡川坢黄庄村农民黄世权，后改名为黄登科）通过3次电话。“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就是希望黄世权不再冒用我的信息即可，刚开始对方答应得很好，到第3次态度就变了，让我爱上哪告上哪告。”杨登科称，黄世权在延安农业学校上学时冒用他的学籍和户口信息。2004年随工作分配落户到吴起县城镇派出所，2006年6月，黄世权以幼年被过继给舅舅家顶门为由，申请将户籍信息上的姓名由“杨登科”改为“黄登科”。“但经过我了解，黄世权的舅舅姓刘，根本不姓黄。”杨登科说。

还要考虑收入和要素的错配。减税，主要是国民收入在政府和企业资本中的错配还原。户籍、土地，土地交易体制，信贷体制，改革主要是还原劳动、土地、资金要素的错配。最关键的是改革可能形成未来经济增长潜能分布表，我们还原了政府企业多分的这部分，发现减宏观税负6.2个百分点，大概是5万多亿，一年根本承受不了。第一年减1/3，带来0.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第二年带来0.43，第三年带来0.43，每年都减税费三分之一，减三年减完，减到GDP30%的宏观税负。虽然增长点并不大，但是关系到许多企业的生死存亡。